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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胜 韩帅:信用卡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以“明知无还款能力”为研究对象
2017-02-28 11:00 赵文胜 韩帅  审核人:

信用卡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以“明知无还款能力”为研究对象

作者:赵文胜 韩帅

本文载于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主办,李爱君主编的《金融创新法律评论》第一辑。


信用卡的“透支”功能极大地方便了持卡人的提前消费行为。作为一款金融工具,从法理的角度来讲,“透支”行为在行为发生之时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也是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提倡鼓励的,不存在恶意、善意的界分。但是,一些持卡人却将信用卡正常的“透支”异化为“恶意透支”,从而将其演变为犯罪的工具。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96条之规定,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数额较大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在办理“恶意透支”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的过程中,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的证明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鉴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的证明极为困难,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刑事法学界,多数论者都主张需要引入“事实推定”,将主观目的的证明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推断行为人主观目的之存在。200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范了对“非法占为目的”这一主观故意的认定。根据该司法解释,只要具备其规定的6种情形之一,则迳行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中,第(二)至第(五)种情形内容相对较明确,司法实践中较容易认定。第(一)种情形中的“大量透支”和“无法归还”为客观性描述,可通过账目流水、催收记录等客观证据直接判断,但对“明知无还款能力”的认定还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明知无还款能力”的认定分类进行研究。

一、认定“明知无还款能力”的一般情形

在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行为人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所透支资金的故意。在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证明行为人具有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的情形来实现。如果行为人主动供述在使用信用卡之前(时)就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并大量透支,最终无法偿还。那么,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直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在犯罪嫌疑人杨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案中,杨某供称月收入为3000元,由于日常生活开销较大,于是申领了某银行信用卡用于维持生活消费。经查,杨某在使用信用卡期间,月均透支使用额度均在5000元以上,经核算,杨某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18282.72元,杨某于2013年1月最后一次还款后,再无任何还款,在银行对其进行催收期间,该人变更了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该案中,杨某明知其无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导致无法归还,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终,检察机关认定杨某的行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获有罪判决。

二、认定“明知无还款能力”的特别情形

司法实践中,在行为人大量透支,无法归还后,并非所有的行为人都如实供述其明知无还款能力。如果行为人否认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需要通过证人证言、书证材料等证据反驳行为人的辩解。原因在于:一方面,目前尚无法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生物学的方法证明行为人的某种主观故意;另一方面,口供虽然被称为“证据之王”,但是,口供本身具有易变性、随意性等与生俱来的劣势,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具有较大的办案风险,而信用卡的消费记录、账目明细、催收记录等客观证据是行为人无法否认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在注重犯罪嫌疑人口供作用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对客观证据的审查。

(一)通过行为人申领信用卡的行为认定

行为人向银行申请信用卡时,银行通常要求申领人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和相应的资信证明。身份证明用于证实行为人身份的真实、有效,而并非虚构;资信证明用于证实行为人的资产、信用状况足以负担信用卡的透支额度。一般情况下,银行在评估行为人的资信状况过程中会要求其提供工作证明、收入证明或者房产证明等材料。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一些行为人会向银行提交虚假的(甚至是伪造的)工作单位、收入证明或者房产证明等资信证明材料,从而成功申领信用卡。在行为人自愿提交虚假资信证明材料使银行误认为其符合发卡条件而为其办理信用卡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大量透支,经银行两次催缴后三个月内未归还的,就应当认定行为人默认自己不符合信用卡透支额度要求的资信状况,可以认定其自始“明知没有还款能力”,也就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在吴某信用卡诈骗案中,其在申领信用卡过程中,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工作证明、收入证明,将其年薪“提高”至10万元,银行为其办理了信用卡,吴某使用该卡大量透支,后无法归还。经核算,吴某在该银行透支本金共为人民币2万余元。最终,检察机关认定吴某的行为属于“‘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的情形,从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吴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对其批准逮捕。

(二)通过行为人使用信用卡过程中的行为认定

1、行为人在使用信用卡过程中,明知丧失还款能力而继续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应认定为“明知无还款能力”。银行愿意向行为人透支的前提是银行认为行为人具有负担透支额度的能力,如果行为人资信状况恶化,已经丧失了偿还欠款的能力,银行就不会允许其继续使用信用卡透支。因此,行为人在丧失偿还能力之后就不应当继续使用信用卡透支。司法实践中,一些行为人使用信用卡透支资金用于日常消费开支,在使用过程中丧失了经济来源,在明知无实际还款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大量透支,导致无法继续偿还透支资金。在案件审查过程中,通过比对其丧失收入能力的时间与消费记录清单,如果能够确认行为人在丧失经济来源之后依然大量透支,最终无法归还,就应当认定为其“明知无还款能力”。

2、行为人有“恶意养卡”行为的,应认定为“明知无还款能力”。所谓“养卡”,是指行为人先行垫资替信用卡持卡人归还已到透支期限的金额,随后采取真实交易或者使用POS机以虚假刷卡消费的方式取回垫资款,延长持卡人透支期限,行为人则收取一定比例手续费的行为。养卡人实施“养卡”行为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他人信用记录、延长他人信用卡还款期限的方式从中收取提成费,持卡人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人的资金在信用卡中“过账”提高信用记录、延长信用卡还款期限。其实,不仅垫资人的行为属于“养卡”,持卡人通过“过账”方式实现“养卡”目的行为也属于“养卡”行为。但是,对于这一类的“养卡”行为要严格甄别,判断养卡人是否具有恶意。审查过程中,应当对行为人的申领材料、消费记录、银行账目进行详细的比对。如果行为人自身具备还款能力,纯粹是出于提高信用额度或者延长还款期限而“养卡”,不应当认定为“恶意养卡”;如果行为人通过“养卡”的方式使银行大幅提高其信用额度(依照其实际资信状况,银行不会提高其信用卡额度),后行为人大量透支后,拒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养卡”;如果行为人持有多张信用卡,多张信用卡之间存在套现(取现)后还信用卡欠款的情形,并且上述情形多次反复出现,大量透支,后无法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养卡”。对于这类“恶意养卡”的行为人,应当认定其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中已经“明知没有还款能力”。例如,在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案中,张某自2006年4月开始相继在多家银行办理了数张信用卡,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并定期在其经营的某公司进行大额刷卡消费,其为了保证能够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继续透支使用信用卡,多次在还款的当日(或者数日内)再将所还款项通过消费或者取现的方式支出,且多数系通过其经营的公司实现套现的目的。经核算,张某在上述银行透支本金共为人民币8万余元。在银行对其进行催收期间,张某拒不还款。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张某“恶意养卡”的行为属于“明知无还款能力”,依法以张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行为人将自己的还款能力建立在对“经营效益”的期待上,实际上该主观心态缺乏稳定的事实基础的,应当认定为“明知无还款能力”。例如,行为人使用信用卡透支的资金用于炒股等风险较大的活动或者用于经营不具有稳定预期收益的经营活动。信用卡授信钱款属于消费信贷,与经营信贷不同:就风险而言,消费信贷用于个人消费,市场风险较低,经营信贷用于经营活动,市场风险较高;就使用成本而言,使用信用卡消费具有一定的免息期,而基于经营活动的小额贷款则利息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的融资难度。行为人将消费信贷用于经营活动,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还款能力不确定状态的放任。如果行为人在不确定自己将获得足够的收入支付透支款项而仍然大量透支,并无法归还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明知无还款能力”。例如,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间,王某先后在多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用于透支消费,后拖欠银行本金共计人民币23万余元,经银行多次催收,超过三个月拒不归还。王某辩称其将资金用于经营活动,自己对还款能力过于自信,才导致无法还款,故而否认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经法院审理,法院认为,行为人将自己的还款能力建立在对“经济效益”的期待上,该主观心态本身缺乏稳定的事实基础,“经营亏损”不能成为其拒不履行还款责任的法定理由。最终,法院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三、认定“明知无还款能力”的限制情形

法谚有云:“法不强人所难”,不能苛求行为人对其未预料到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的办理中,大量的案件需要认定行为人“明知无还款能力”才能进一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人认为,由于要件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往往是通过无法归还这一客观结果倒推,一旦发现持卡人的现实支付能力和透支额存在差异,或者有非常规的消费行为,就认定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而将持卡人定罪判刑,这有失公允。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此,对“明知无还款能力”的认定应当避免客观归罪,不能仅因为行为人无法还款就直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理,“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存在于透支时;透支时具有归还的意思,透支后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归还,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因此,需要对通过客观证据认定行为人“明知无还款能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在审查过程中,要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其是否“明知无还款能力”。以下几种情况下不能认定其“明知无还款能力”:

(一)行为人开始使用信用卡时有还款能力,有持续还款记录,后因失业、突发重大疾病、家庭变故等客观原因导致经济状况恶化,无力还款,且未继续透支,对于已经透支但无法归还的部分,不应当认定为“明知无还款能力”。

(二)行为人与银行之间就还款事宜保持联系,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仅对欠款数额或者还款方式有异议,无拒不归还欠款的意思表示的,不应当认定为“明知无还款能力”。

四、结语

司法解释为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审查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标准。但是,人们的主观心态、行为活动是纷繁多样的,任何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形。司法人员需要在遵守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前提下,依照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理,对个案主体的主观心态和行为活动进行具体分析、认定。随着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信用卡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中“明知无还款能力”这一主观心态认定的研究成果也将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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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 主办

李爱君 主编

刊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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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君著:《互联网金融与法律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2)期刊文献示例:

李爱君:《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监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3)报刊文献示例:

陈景善:《日本地震与市民社会》,载《法制周末》,2011年3月20日。

(4)学位论文示例:

王致远:《竞争政策在网络型公用事业中的适用》,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

(5)论文集示例:

吴弘:《社会信用立法的路径选择》,载李爱君编《金融创新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6)网络资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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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译著示例:

[日]上村达男著:《公司法改革与公开股份公司构想》,陈景善译,法律c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8)外文论文示例:

Joseph C. Shenker & Anthony J.Colletta, Asset Securitization: Evolution,Current Issues and New Frontiers. Exas Law Review,Vol69,May 1991,pp.1374-1375.

(9)外文著作示例:

Andrew Verstein &Filene Research Institute, Peer-to-peer Lending:Update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Filene Research Institute, Incorporated,2008,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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